杨维森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特约研究员、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副秘书长、贵州省公民道德建设促进会理事、中国汉民族学会会员、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会员，数十年如一日皓首穷经，对氏族史进行研究，完成360余万字的三版《弘农杨氏族史》以及其他氏族史，在中国氏族史文化研究上，著作等身，功不可没。

1943年12月出生于六枝特区（原郎岱县）岩脚镇羊场村的杨维森，从小天资聪颖，对国学有浓厚的兴趣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在安顺地区二中读高中的他正好17岁，开始了文学创作，除了写诗，他翻译了灵气和个性十足、韵味和视角特别的《离骚》，得到老师的赞赏，认为才气逼人、不容小觑。19岁，杨维森以全省高考第一的文科状元身份名震四方。正当他少年得志、意气风发，做好准备到名校深造之时，政审这一关却让他和高校一生无缘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一个误会既可以断送人的前程，亦可以毁掉人的一生。以致到后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捏造烈士子女身份、撰写反动诗词等罪名，不仅让杨维森失去读一流大学的机会，还让他有了8年半的牢狱之灾。

坐牢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，也是杨维森生命中绕不过去的重大事件。在杨维森看来，失去自由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在那些年，“饥饿”才是劳动改造带给他最深刻的记忆。坐牢坐了多久，他就饿了多久。在郎岱洒志农场劳改的八年半里，他种过水稻、种过蔬菜，田间地头里能捡到的、能吃的，常常都生嚼烂咽下了肚充饥果腹。饥饿的恐慌日以继夜的伴随着他，身陷囹圄的日子，心里憧憬的不是自由，而是能吃上一顿饱饭。

虽然长时间的疲累饥饿、压抑、困苦，但杨维森从未绝望，也从未放弃学习。对于因为政治原因锒铛入狱的人来说，国家大事是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。监狱里每个监房发一份《贵州日报》，他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每份必细细研读，密切关注着外面的政治形势，从该报中寻找着重见天日的生机。在只能读马恩列选集和毛选的监狱里，他翻来覆去地读亲人和干事提供的选集，结合实际，有了不少的感悟。这种煎熬和等待，从1970年持续到1978年，历时8年，杨维森终于盼来了平反，宛若新生般走出牢狱、回到当年被捕的原单位——安顺七小重执教鞭、教书育人。

杨维森在监狱中每天劳役不止，饥饿难耐，朝不保夕，除连续不断写申诉外，没有什么创作欲望，环境也不允许，只写了这么一首名叫《小夜曲词》的诗，一共短短十五行。说它是诗，其实并不严谨。作者在附注中也说明了当时同监室的有几个狱友，喜欢哼唱外国名曲《小夜曲》，由于作者嫌歌词流于儿女之情，格局太小，于是一时兴起重新填了歌词，谁知道得到了狱友的喜欢，转而哼唱重填的新词，为狱中苦闷的生活带来一股清新之气。这首“诗”，或者“歌词”，没有半点愁苦，更多的是对自由、光明、生命的热忱和希望，可见哪怕是在坐牢，杨维森的心态和精神面貌都是向上的，并未被莫名的冤屈和残酷的现实击垮。

《心灵寻踪》是一本比较特殊的作品，收集的诗词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。用杨维森的话说，这本原创的诗集是“特殊时代、特殊家庭、特殊经历、特殊感受”下产生的“特殊作品”。所谓特殊时代，指的是杨维森自幼至长所经历的“文革”前后的时代；特殊家庭，其父是革命烈士，其母是教育工作者，但在“文革”中却被诬陷，家庭和个人一并陷入困境；特殊境遇，指的是“文革”前遭到排斥直至“文革”中蒙冤入狱、全家遭难的境遇；特殊感受，家庭和个人的特殊遭遇使他的感受特殊，和普通人很不一样。

2010年，杨维森找到印刷厂自印《心灵寻踪》，印发后在同代人中反响很好。2015年，贵州大学出版社正式编辑出版，实现了他“诗以言志，文以载道，诗文会友，以友辅德”的初衷。然而，除了这本诗集之外，1978年至今，杨维森基本上没有再写诗了，他说这不全是因诗揽罪，心有余悸，主要是因为随着年纪增长，思想感情逐渐趋于理性，加上生活平淡，对诗歌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充满兴趣了。

1987年及以后的杨维森，开始留意到有着数千年修史传统的中国，尽管修有众多的通史、断代史、地方史，却从来没有一部家族繁衍史、血缘亲族史、姓氏史。杨维森意识到这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巨大空缺，于是一头钻进故纸堆中，开始了漫长的氏族研究，下定决心为这个空白献出个人的绵薄之力。1995年从安顺七小退休后，杨维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氏族史的资料收集上。他曾经在北京图书馆（现国家图书馆）待了整整一个月，每天早上进去下午出来，自带干粮在里面查阅资料。后来又辗转到上海图书馆、山西太原社科院家谱资料中心、湖南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。在当时的安顺师专图书馆，管理人员甚至把图书馆书库的钥匙都交给了他，方便他查阅《四库全书》，任他自由出入，随意拿放。仅一部《二十五史》，杨维森就购置了两套，一套是十二册的原版缩印本，一套是现代分段标点本，用作查阅。长年的编撰中，除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外，钱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。作为一个应该是国家立项做的事，杨维森毫不犹豫地倾其有限的财力，自备用费、脚不停歇地四处奔波、收集资料。在山西太原，当时只有千元左右退休工资的杨维森，光复印相关资料就花了将近三千元。为了自费出书，他还放弃过集资建房的分房福利。所谓案牍劳形，皓首穷经，不遗余力，呕心沥血，不过如是。

《弘农杨氏族史》终于在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，48.6万字，这部杨维森耗费二十四年的心血之作，从第一次出版至今，不断地进行着修改、增补、充实、完善。2000年由香港闽南人出版有限公司再次出版，155万字；2013年又由陕西三秦出版社重新出版，165万字。在经历过不敢谈家族、不敢议儒家、不敢修家谱的抑郁时代之后，杨维森以数倍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到了这件事上，他带着一种使命感，不仅执着地反复修订着《弘农杨氏族史》，还“顺手”编写了《荥阳郑氏族史》、《范阳卢氏族史》、《古代杨氏名人家训》等姓氏书籍。

《弘农杨氏族史》出版后，得到了学界的高度称赞。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、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称之为“通贯古今之巨著，不仅于杨氏一族，且对华夏历史文化研究亦甚有贡献。”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海瀛先生称此书“体例新颖、世系清晰、内容丰富、资料翔实，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杨氏家族史，是目前罕见的高水平的家族史的代表作。” 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《古籍新书报》2013年第129期也有专文介绍。对此，杨维森反应很淡定，他说：“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，人类的生息繁衍，代代相传，形成了血缘关系、宗族关系。地球上各民族、种族都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生活圈、生态圈，中国人犹为甚之。我认为每个中华姓氏都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史书，以弘扬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。”

杨维森曾经因言论、文字、思想而获罪，批斗、游街不计其数，种种苦难均是那个时代的缩影，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粒尘埃。而他终其一生，大难不死，潜心做学，刻苦修史，终于功成名就。这样的苦难和成功是一目了然的，既互为因果，又彼此成就，令人感概。在他的一生里，对物质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求，因为精神上的富足令他对于生活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所思所想，而他的生命状态，更是超越于生活本身，有着常人难及的“出世”境界，是一种极其纯粹的知识分子状态。

如今，已有73岁高龄的杨维森依旧几十年如一日地沉浸在故纸堆里，和年轻时一样，他坚信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沉浮密切相关。关于祖国的未来，杨维森一方面希望时代的悲剧不再重演，一方面又信心十足，他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经过几十年的变迁，国家必将回归传统，合符人心、人性、人情、人伦，回归仁爱与和谐，实现进一步的改革开放，正本清源，使中华复兴，我们应当充满信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