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专访开国上将杨至成之子：毛泽东称父亲为“红军大管家”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，坐镇我军大后方，负责后勤工作的开国上将为数不多，其中一人便是被毛泽东称为“红军大管家”的杨至成，而毛泽东的著名诗句“黄洋界上炮声隆”更与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。

5月24日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杨至成之子杨子江。他告诉记者：“黄洋界保卫战的那门迫击炮就是父亲从仓库里找出来的，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个营的兵力，因为这声炮响让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，吓得狼狈逃窜，毛泽东听闻后挥笔写下了这著名的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。”由此，杨子江打开追溯的闸门，回忆起父亲杨至成。

四次受伤结缘后勤

贵州谚语道：“地无三尺平，天无三日晴，人无三分银。” 1903年，杨至成出生在穷困的黔东南三穗县侗乡。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，遭歹徒谋害死于非命。母亲一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，养育杨至成，还有他之上的一兄一姐长大成人。杨至成从小就很懂事，放学后主动帮着家里放牛放鸭，为母亲分忧。

根据资料记载，杨至成11岁进入县高级小学，14岁被省甲科农业学校养蚕专业录取，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先进的思想，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，成为黄埔第五期高材生。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杨至成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，这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是需要非凡勇气和意志才能作出的决定。从此以后，杨至成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。

在主持后勤工作前，杨至成是冲锋陷阵的老红军战士。他参加了1927年南昌武装起义、1928年湘南起义，随后跟朱德上了井冈山。但按照杨子江的解释，父亲与后勤结缘始于四次在前线受伤的经历。湘南起义中，杨至成右腿负伤。此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，杨至成被任命为师部副官长，从事后勤工作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我军后勤。4月，“朱毛”红军在井冈山会师，杨至成任红四军28团4连连长。在井冈山保卫战中，杨至成和敌人拼刺刀身负重伤，朱德提名让在医院养伤的杨至成担任留守处主任，毛泽东也认为他做连长太屈才，批准提拔为留守主任，让他负责管理伤病员、部队的给养和医药供应工作；1929年在大余战斗中，杨至成左脚受伤后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部副官长；1932年7月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因抢救伤员腹部受伤，被任命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，这是红军后勤一把手的位子，名副其实的“红军大管家”。

“父亲从此正式成为专职后勤的领导人。听父亲讲这段历史，他与后勤结缘是‘机缘巧合’，但父亲办事踏实负责，又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学历文化人，这两点是他最终成长为‘红军大管家’的最重要因素。”杨子江说。

工作中是个“火爆脾气”

杨子江对父亲工作态度的描述是“负责周到，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办好”。比如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协助供给处为全军做军衣的事，杨子江曾听父亲回忆，他看到红军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军服、农民的衣服、甚至还有打土豪缴获的女人服装，很不统一。1929年福建长汀战役胜利，红军正好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被服厂，杨至成就想着为红军换新衣。毛主席知道后很赞同，杨至成便四处招收缝纫工人，在苏区建立起一个临时红军被服厂，为红军赶制统一的军装。按照初步设计，红军军装定为灰色八角帽、四个兜的列宁装、小挎包和陈嘉庚皮鞋。由于资金比较富裕，杨至成等几人又向毛泽东、朱德建议给每套军服都配上红领章和红帽徽。

在杨至成的带领下，被服厂的工人几天没合眼，赶制出了6000多套军装，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，部队面貌焕然一新。杨子江说：“父亲做军装，既要到各地采购布料和辅料，跟人谈生意，同时还要组织生产，服装产业链上所有岗位都过了一遍，成了全能的‘商人’。”

1933年1月，杨至成接手刚成立不久的总供给部。与赶制军装相比，统领这个涉及被服、装具、粮秣、炊饮、财务、宿营、武器和弹药的部门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责任心。杨至成从制度入手，完善了之前建立的红军供给标准。比如，将伙食费的内容规定为“供煮饭买油、盐、柴（煮饭、炒菜、烧茶、烧洗面水、洗澡水所用之柴均属之）、米、菜及买茶叶之用”，各类明细被划分得很有条理。为保证足够的经费，杨至成绞尽脑汁，还摸索出了一套筹资办法，包括向乡政府请领、请群众支援、靠打仗缴获、打土豪筹集、生产自给、自办贸易甚至发行公债。据资料记载，1933年7月，中央政府发行了300万公债，其中100万给红军做军费，另外200万借给合作社、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做本钱，投资生产。就这样，在杨至成的操持下，红军自己的后勤部队逐渐发展壮大。

与杨至成共事多年的朋友们这样描述他，“是个直肠子、火爆脾气。也是很接地气的领导，有事说事，从不给你小鞋穿，有时候我们挨点骂心中更痛快。” 很多年后，秘书王之回忆，杨部长有一次和属下“老歪”一起讨论服装样式，“老歪”觉得设计有难度直呼“干不了”，杨部长一下气青了脸，觉得“老歪”故意推辞，上去就是一顿骂。第二天一上班，杨至成就后悔了，亲自来到“老歪”办公室向他道歉。他还向王之交代：“王秘书，以后你看我发火，一定要提醒提醒我。”

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

1933年9月，李德从苏联辗转来到红都瑞金，“直肠子”杨至成又得罪了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。博古命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直接负责李德的生活，李德要喝牛奶，又要吃面包、香肠和鸡蛋。杨子江说：“那时候条件艰苦，哪有这东西啊。最初父亲千方百计给他准备，慢慢地很看不惯李德作风，最后干脆什么都不管，李德就急了，找茬说他的下属在采办中贪污了公款，父亲被降职为队列科长。”

这时，在瑞金被剥夺军事领导权的还有毛泽东。1934年，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搬到了瑞金县城以西云石山上的寺庙里，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虚职。贺子珍回忆这段日子：“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，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撤销，在离开中央苏区前，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，他也不去找任何人。”已经被降职的杨至成却不怕，偏偏就去看望了这位老领导。一天下午，毛泽东正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寺庙住持聊天，看到杨至成来了，他略微一愣，说：“我现在朋友不多了，你竟然还敢来看我。”两人相互慰问鼓励，就聊了起来。杨子江说：“父亲去看望毛主席，当他是老领导，也是真正的朋友。”

杨至成还曾回忆在长征途中为毛主席准备的一顿“救命饭”。红军行至草地，筹备的粮食基本耗尽，毛泽东把自己的食物让给工作人员，自己饿虚脱了。周恩来赶紧找来杨至成，主席吃了他带来的食物才慢慢恢复体力。直到建国后，毛主席还记得这顿饭，他邀请杨至成夫妇共进晚餐，幽默地说：“你管了我很长时间饭，这次我管你一顿饭。” 还有一次，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及开国上将合影，他把原本在最后一排的杨至成拉到身后，紧挨着自己站。合影完成后，毛主席递给杨至成一根烟，笑着说：“老杨你这好多年不见了。”

毛主席对杨至成也很信任。1938年，杨至成等一批红军将领前往苏联学习。从延安出发的时候，毛主席仅与杨至成一人交代，到达苏联后稍微照顾下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，并给他一封亲笔信希望能转交给同在苏联的贺子珍。杨子江告诉记者：“父亲在苏联待了8年，他曾同毛岸英、毛岸青住在一起，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。父亲回国之际，毛岸英、毛岸青各送给他一张照片，背后留言：‘送给亲爱的杨老太爷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’。”

见证新中国后勤事业

8年后，杨至成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，先到了哈尔滨，随后南下辽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到，就任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。杨至成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带了回来，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很欣赏他，将建立东北大后方的任务交给了他。杨至成秘书方大愚回忆他这段时期的工作：“解放战争中，服装最好的是杨至成主管的东北野战军（后改名为第四野战军）。‘二野’部队穿的都是棉花捻成条织的布，没有颜料就用草灰代替，结果一下雨就是一个水印。‘四野’的马裤都是呢子做的，其他人都羡慕得很。”1948年，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齐夸“四野”军装好，朱德还特别提到要把呢子衣服推广到全军。

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，杨至成随“四野”各路大军一同南下，进驻江城武汉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赶上中南大剿匪、抗美援朝，连粮库都空了，后勤建设底子很薄。5年时间，杨至成在湖北、湖南和广州等南方省份建立起军工医院、军需学校还有几十座工厂生产服装皮鞋，中南军区还成立了营房建筑部，我军后勤部队基本建设向正规化迈进。

杨至成被调到北京是在1954年底，他离开中南军区，前往首都参与筹建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检查部。4年后，杨至成奉命筹建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，从北跑到南整整奔波了一年，终于建成了一座解放军的现代化科研城。1964年，由于身体原因，杨至成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参与组织全军后勤历史的编写。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他看到朱德、贺龙等老领导受到攻击，气愤难耐，他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于2月3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。

杨至成去世前一晚，警卫员小焦去过他的房间，“十一点钟的时候，他还坐在桌旁，用毛笔写下几个大字：‘日升、日落、日再生’。”杨子江说：“我那时才15岁，第二天清晨，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情景现在依然历历在目。”

做后勤是无上荣耀

如今，63岁的杨子江身体很硬朗，他把采访地点定在记者办公楼附近，一大早坐一个多小时地铁赶来，“你们上班辛苦，我多跑两步路没事。”采访过程中，杨子江扇着一把大折扇，记者注意到扇面上的十大元帅图，他解释说：“我整理父亲资料，经常读各将帅的故事，他们的很多事迹我都烂熟于心。”

谈到父亲时，杨子江用到最多的词是“和蔼可亲”，这和他工作时候的火爆脾气相差很大。杨子江介绍，和父亲熟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“好老头”。父亲在苏联学习时，对小字辈非常关心爱护，毛岸英、毛岸青和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、朱德的女儿朱敏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人都叫他“老太爷”。

在杨子江眼里，杨至成也是位好父亲。“父亲40多岁时有了我，年纪慢慢大了，加上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就特别喜欢小孩。他很慈祥，从来没有打过骂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人，工作再忙也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。有时候开完会，他会顺道去我们学校里转转，和老师沟通，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。”

杨子江还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弟弟。受父亲影响，兄弟姐妹几人基本都在军队工作过，杨子江在野战部队当过10年炮兵，之后去了军委后勤学院，现在退休在家。“我的人生轨迹和父亲的很像，曾经做过一线士兵，后来改行做后勤。我记得父亲曾跟他的秘书方大愚回忆自己的一生，说自己被授上将军衔是有些愧疚的。‘我在革命的这几十年是尽心尽力工作的，但是和其他的同志比，可能我做得很不够。其他被授上将的军人差不多都在解放战争中当过兵团司令、政委。我在解放战争中没当过司令、政委，却也授了上将。有党的肯定，我很满足。’同父亲一样，我很开心得到大家肯定，但也为战争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感到骄傲，觉得这是无上荣耀。”

杨至成(1903年11月30日--1967年2月3日)，贵州三穗人，侗族。1928年，在反"会剿"的下，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，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。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。1938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，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、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，组织扩建军需工厂、兵站、医院和仓库，为部队进行辽沈、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。1949年起任华中军区、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，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，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。1967年2月3日于北京病逝。

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，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 。是1955年授勋时四位杨姓上将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