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代，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，在这个时期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，他们学贯中西，渴望用笔杆子唤醒一代人，救世于苦难。他们单纯，他们学做学问，他们也学做人，他们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，他们改变不了历史长河既定的方向，他们只求为当下的青年学子带来精神上的振奋，使他们不至于被国仇家恨压弯了腰。

细数民国翻译那代人，且听鄙人慢慢道来。

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，有这么一位奇人。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，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。同他一起回国的，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。两人在英国相识，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，最后一起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，杨宪益。

杨宪益(1915.1.12—2009.11.24) ，出生于贵族世家。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，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。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，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，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。进入私塾后，杨宪益每次考试，都考第二，从不考第一。老师说，你稍微读一下书就会考第一了。杨宪益却认为，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，能多看书才是真的。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，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，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。

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，是他在牛津的同学。戴乃迭，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。7岁时返回英国，进入教会学校。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，学习法国文学，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。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，因兴趣相投，逐渐走到了一起。杨宪益晚年回忆说，他爱戴乃迭，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，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。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，这在“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”。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，杨宪益也不做它想，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。

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。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，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，“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”。24岁时他一口气把《离骚》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。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。杨宪益是把《史记》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；他翻译的《鲁迅选集》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；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，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(译名《石头记》)一并，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本…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，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，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。杨宪益著有自传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，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。

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。有人说他“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”。

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，就是和夫人一起，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，而杨宪益的成就，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。他选择了《红楼梦》，这本被很多人看作“不可译”的小说。

翻译《红楼梦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、隐喻、象征等修辞手法，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，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。当时，流传甚广的《红楼梦》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·霍克斯翻译的《石头记》。

总的来讲，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，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。对于《红楼梦》中的很多双关语，杨宪益采取了直译，然后注释的方法。如对“王仁”这个人名的翻译，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“忘仁”。杨宪益译作：“Wang Ren (forgetting humanity)”，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“Wang Ren”。对于书名的处理，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，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Stone，前者原汁原味，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“红楼”的意象，换为“石头”，是一种妥协。时至今日，杨宪益和戴乃迭的《红楼梦》译本，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