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四知”到“三自”：汉太尉杨震“四知”精神的现代传承实践初探

  ——跳出廉政局限，让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真正成为全民可践行的“自知自律自强”
   ——杨凯宁

引言：被廉政标签窄化的“四知”精神

东汉太尉杨震“暮夜拒金”的四知精神，本是蕴含“慎独守心、敬畏底线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，但笔者在观察中感觉到，在现代传播传承中陷入“认知窄化、践行模糊”的困境。多数时候，“四知”仅作为“清廉”的代名词出现在廉政宣传中，“四知”二字背后的精神内涵未被充分拆解和延伸，更缺乏贴合现代工作生活的实践指引。这种“标签窄化”具体表现为：人们知晓“四知拒金”的典故，却不知如何将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的准则转化为日常行为；认可四知文化的道德价值，却因“不当官就与四知无关”的认知，难以在个人成长、家庭生活中找到适配场景。

为摆脱此困境，本文尝试性提出“从四知到三自”的文化落地路径：以“自知、自律、自强”的“三自”体系承接、细化和延伸“四知”精神内核——“自知”对应“四知”

的“我知”，明辨身份责任与自身短板；“自律”承接“四知”的“慎独”，坚守底线边界与行动承诺；“自强”升华“四知”的“清白追求”，实现能力成长与价值担当。

为增强实践说服力，本文融合四个典型案例：东汉杨震“四知拒金”的本源典故，锚定文化根基；广西贵港革命先烈陈岸（原名杨善安）的红色事迹，彰显“四知”在革命年代的传承；科学家杨振宁赴美求学科研转型的奋斗历程，拓展精英领域的价值延伸；普通人笔者大学时期突破南方口音短板的成长经历，展现普通人的践行路径。通过四者对话，让四知文化跳出“廉政专属”局限，从历史符号真正变为全民可践行的生活准则与成长指南。

杨震“四知”精神的现代传承实践，是兼具文化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课题，本文结合杨震后裔身份与生活实践，对“四知”向“三自”的转化路径做初步探讨，抛砖引玉，希望为传统文化全民落地提供参考。

一、四知文化的本源与传承：从杨震到陈岸的精神接力

四知文化的精神基因，发源并埋藏在东汉杨震“四知拒 金”的具体历史场景中。杨震出身弘农杨氏，官至太尉，五 十岁入仕后以品行高洁闻名，暮夜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 知”的拒金宣言，勾勒出“底线敬畏、慎独守心、清白追求”三大核心内核。而这份精神，在千年后的八桂大地，被杨氏

后裔陈岸以红色革命的形式续写，成为“四知”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生动注脚。

陈岸原名杨善安，1910年生于广西贵港桥圩镇，是广西地下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，被称为“广西地下党擎旗者”。1928年，18岁的陈岸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家乡组织爱国示威游行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。1930年，他与族亲等策划武装斗争，事泄后族亲英勇就义，陈岸被悬赏通缉。危急时刻，他为保护党组织和同志，借“替身牺牲”之计改名“陈岸”，带着“不解放家乡不回头”的誓言，继续在桂东南山区开展地下工作——这是“四知”精神中“自知”的生动体现：他清晰认知自己“革命先行者”的身份，知晓“救亡图存”是比个人安危更重要的使命，即便失去亲人、面临死亡威胁，也未动摇初心。

白色恐怖最严峻时期，广西党组织遭受重创，郁江特委仅陈岸一人幸存。他手握党组织仅剩的少量经费，却分文未动。这与千年之前杨震“四知拒金”的宣言如出一辙，正是“四知”中“慎独自律”的核心体现：无人监督时，依然坚守“不贪非分之利、不违初心之诺”的底线，哪怕身处绝境，也未让信仰沾染半分杂质。

1939年，陈岸作为广西党组织唯一代表，赴延安参加党的“七大”。他仅带两个银元，历时一年，辗转湖南、贵州、

四川等省，绕过日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重封锁线，双脚走出了一条“长征路”。途中多次遭遇盘查，甚至被误当作“特务”关押，却始终未暴露身份、未放弃使命；抵达延安后，

因长期地下工作导致身份信息不全等，他被暂时审查，还被剥夺七大代表资格，却未抱怨，反而利用这段时间研读革命理论，坚定革命信念。这种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的坚韧，正是“四知”精神中“自强”的升华：不仅守住底线，更在困境中追求成长，用自身行动为信仰“赋能”，正如杨震“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”的担当，陈岸以“为党护旗、为乡救亡”的实践，让“四知”精神在红色年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二、从“四知”到“三自”：文化落地的逻辑衔接与内涵转化

“四知”精神要跳出廉政局限，关键在于将看似局限于“廉政”内涵细化延伸，并转化为具体行动，“自知、自律、自强”的“三自”体系，正是搭建二者的桥梁——既不脱离四知根脉，又赋予现代生活的实操性，而杨震、陈岸、杨振宁等的事迹，恰为这一转化提供了历史范本。

（一）自知：明辨自我，筑牢四知践行的根基

“自知”是对“四知”中“我知”的细化延伸，核心是“明确身份责任、正视自身短板”。杨震知晓自己“朝廷官

员”的身份，故坚守“廉洁奉公”的责任；陈岸认清自己“革命先行者”的使命，故不惜牺牲个人安危；科学巨匠杨振宁和普通人的“自知”，同样是践行四知的前提。

物理学家杨振宁年轻时赴美留学，最初是投身实验物理，却发现自身手工操作能力不足，频繁出现实验失误。他正视短板，听从导师建议转向理论物理，最终登上科学高峰，这正是“自知”在精英领域的生动体现。

笔者刚入地处中原的大学时，看到校内师生普通话普遍标准，笔者因来自广西农村，南方口音浓重，与人交流常需重复表述，甚至遭遇无意调侃，逐渐产生自卑心理。但“回避短板”只会加剧困境，笔者通过“自知”做出理性选择：恰逢当时学校广播台招新，深知播音岗位非自身所长，便转向考取编辑岗位——既符合“力所能及”的实际，又为突破语言短板创造了天然场景。这种“知不足而善调整”的选择，与陈岸“改名换姓仍守革命初心”的“自知”本质相通：前者知“能力短板”而调整路径，后者知“使命责任”而坚守方向，都是“我知”在不同场景的落地。

（二）自律：坚守底线，承接四知核心的本质

“自律”是四知精神最直接的现代转化，核心是将“慎独”意识转化为日常行动。杨震“暮夜拒金”、陈岸“守经

费分文不动”，都是“无人监督仍守底线”的典范，而普通人的自律，同样能在细微处体现“四知”精神。

笔者在突破口音短板的过程，正是“自律”的践行：平生第一次从温暖的南国到中原有下雪的地方，也坚持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到广播台，旁听播音员早间发声练习，记录平翘舌区分、声调把握等技巧；午休时拿着稿件找播音员请教，深夜在宿舍用复读机录音自查发音问题。这一过程多在无人督促的场景下进行，靠的正是“自我约束”的慎独精神。反观陈岸，在山区开展地下工作时，无制度约束、无他人监督，却始终未动党组织经费，这种“暗室不欺”的自律，与笔者“坚持练口音”的自律虽场景不同，却共享同一精神内核——真正的约束，源于内心对“底线”的敬畏。

（三）自强：突破成长，升华四知价值的追求

“自强”是四知精神的时代升华，核心是在“自知”明方向、“自律”守底线的基础上，追求能力成长与价值实现。陈岸“带两银元赴延安”“被审查坚持学习”的坚韧，杨振宁“弃实验转理论”获诺奖的突破，都是“自强”的生动案例。

笔者通过半年的自律练习，不仅消除了浓重的南方口音，后续更凭借语言表达的提升，参与各类文化传播活动，实现

了个人能力与价值的双重成长。这种“突破短板求进步”的自强，与陈岸、杨振宁前辈的自强一脉相承，都让“四知”精神从“约束自我”走向“不气馁，奋起直追”，成为推动个人与社会进步的动力。

三、“三自”体系的现代落地路径：让四知精神融入生活场景

四知文化的现代传承实践，关键在于落地。参考结合大儒名臣杨震、革命先驱陈岸、科学大师杨振宁和普通人笔者的精神传承，以及现代人对精神和物质文明更高追求，“三自”体系可在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场景中找到具体落点。

（一）个人层面：以“三自”修身，让四知成为日常习惯

个人是文化传承的最小单元。普通人可从陈岸“自知使命”中汲取力量，明确自身在家庭、职场中的角色责任——如父母“教育子女”、员工“认真工作”；从杨震“自律拒金”中学习坚守底线，如买菜时主动归还多找的钱、独处时不传播谣言；从二者“自强担当”中激励成长，如学生攻克学习短板、职场人掌握新技能。这些细微行动，都是“四知三自”的日常践行。

（二）家庭层面：以“三自”传家，让四知成为家风内核

家庭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在家族中，可将“杨震拒非分、陈岸守初心”的故事纳入家训，替代单一的“清廉”表述；通过家族聚会分享“三自”小事：如孩子“自律完成作业”、长辈“自强学习智能手机”，让家风不再空洞。笔者作为四知文化践行者，曾多次在家庭聚会中讲陈岸“带 两银元赴延安”的故事，教孩子“不贪小便宜、有担当”，让“四知”精神通过家风代代相传。

（三）社会层面：以“三自”赋能，让四知成为全民共识

结合历史和红色文化资源，可将“四知三自”与当地历史人物突出的精神，文化旅游资源结合传播。在社区，打造“四知文化角”，展示杨震典故与陈岸事迹，开展“三自践行打卡”活动；在学校，将陈岸“自知使命、自律守心、自强担当”的故事融入德育课程，让青少年明白“四知不是官员专利”；在企业，以陈岸“守经费不私用”的自律精神，引导员工坚守职业操守。通过这些落地场景，让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真正转化为全民可践行的“自知自律自强”。

四、结论